同样的环境，不同样的故事

同样的环境，不同样的故事

———如此国际主义？

那是很多年以前，在同样的环境里发生了不同样的故事。

时间，上世纪80年代初。环境：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。

故事之一：

一位普通的日本籍登山运动员自日本到中国旅游，登山过程中不幸摔伤。地点：四川凉山。政府及相关机构获悉后，立即组织紧急救援，全力以赴。

直升飞机一直在出事的山崖间反复搜索，当终于找到遇难者时，他早已经浑身僵硬，失去知觉，呼吸心跳微弱，并伴有双下肢冻伤性坏疽。命在旦夕。之后，经医务人员的积极救治，竟然创造了生命的奇迹，他从死亡线上回来了。我至今还记得，当时伤者的主治大夫就是烧伤科的孔教授，孔夫人正好也是烧伤科的护士。患者治愈回国后，孔教授夫妇还收到了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发来的访日请柬，并且引以为荣。

故事之二：

事隔不久，我国著名光学专家蒋筑英研究员因工作需要，至成都开会。晚上，突然间胸腹疼痛难忍，因为怕惊动别人，他独自一人来到华西医大急诊科，身上穿的依然是他平时常穿的普通工作服。简单询问病情之后，急诊科的当班医生已经预感到病势凶险，立即向值二线班的主治医生请示汇报，得到的只是一个在电话中敷衍塞责的指示。不久，病情进一步恶化，以至于最终出现危象，后因抢救无效逝世，终年43岁。他的逝世，是我国光学领域内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。事后，中央曾派出调查团彻底调查此案。后经尸解证实，蒋筑英早已身患胆囊腺癌，同时伴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，心肌已经有多灶性陈旧性梗死区。直接死因应该是急性心肌梗塞。这种情形，即便当时组织了及时的抢救也未必就能够脱离危险，但如果没有及时的抢救肯定脱离不了危险。因此，相关责任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受到相应处分。

每想到这两件事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满心胸，堵得我心里阵阵发慌。我反复质疑，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年代，同样的医疗条件，为什么日本人就治好了，同胞就治不好呢？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贫穷落后，人口众多，资源匮乏，我们就有理由将同胞最可宝贵的生命视若草芥？甚至包括像蒋筑英这样在国际光学领域久负盛名的专家，只要穿着普通，不道明身份，即便到了生命垂危的紧要关头，也难以打动他们麻木不仁的心。

诚然，抢救外国人是国际主义精神，值得发扬，但是，一个民族，如果从骨子里缺少了对同胞的挚爱，那么，像这样的国际主义精神，根基又在哪里？